罗志田:七七级——无须复制的一代
发布时间:2020-01-16

川大历史系七七级学风的另一特点是眼界较宽,思想开放。在本行的固然出色,留学的却大部分都转了行。朋友中,葛小佳始念社会学而转治心理学,霍大同学了精神分析,而戴思杰干脆进入著名的巴黎电影学院学导演,都成为那一行的佼佼者。念什么专业就教什么的,也就一二人而已。我在美国念的课程是以美国史为主,不过因拟追随的老师退休,一时后继无人,系里许我改换门庭,遂转入中国史,大大缩短了读书期限。(普林斯顿大学的亚洲史要学两门亚洲语言加一门欧洲语言,而美国史则仅要求一门外语。)所以我一共就念过两门中国史的阅读课,如今所教的专业,也还是半自本科的教育、半从自学而来,算不得科班出身。

而上述衔接的跨越性,恰也反映在中外学术交往之上。或因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闭关锁国,中国学界对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的西方论著(包括研究中国的论著),极为生疏,所知甚少。由于这一断层的存在,尽管我们现在追赶“国际前沿”的速度已经相当快,但今日西方的“国际前沿”,正是在那基础上产生的——其回应、修正和突破的很多问题,就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取向和学术成果。追赶者若不了解其针对性,很可能追到不同的方向上去。

个人的回忆

最初学英语也不过跟着走,过了一学期,参与读《史记》的好友葛小佳说,他的英语已远远超过班上的进程。当时同学中有的英语甚好,已在看所谓原著。而小佳的英语也同样是进大学才开始学的,那时与我的水准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他为让我能赶上,自己特意停学英语一学期。这样的义气,现在大概较难见到了。我不能不拼命追赶,到二年级差不多赶上他的水准,大家又继续推进。再到三年级时,我们竟然成了全校文科的前两名。没有那时的努力,后来恐怕就不能出去读书了。

我自己的感觉,我们这一代人,总带几分理想的色彩(譬如多曾经过“文学青年”的阶段,总有些办刊物的冲动,等等),又稍多独立精神(这极不适合于官场,在越来越向官场“倾斜”的学界,也渐不合拍,却是做好学问的根基),两者都使这些人容易坚持己见,不够随和。若能保有理想而兼顾现实,坚持独立而不忘包容,或更能随顺时世。

那几年学习的经历,恐怕也是中国大学教育中前所未有、后亦未必会再现的。大学停止招生已十二年,同学中应届生很少,彼此的年龄相差甚远;班上年龄最大的约32岁,恰是最小者的两倍,25岁的我则属于中间一段。而当时的师资,几乎动员了全体高段位的老师;有些现已不在世的老师,当年还没有轮到给我们上课呢。

我下乡时仅16岁,此前也和全国人一样饿过饭,身高还不到一米五,贫下中农不得不为我制作特定高矮的粪桶。记得临走时母亲在我的棉衣里缝了五块钱和五斤全国粮票,意味着已经做了非常不妙的准备。在那时的各种人生选项中,可以说基本已经排除读大学了。(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,大学招生已经实行“有成分、不唯成分论”,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,实已难进大学。)后来居然能进大学读书,有那样好的老师和同学,不能不说是意外的惊喜。上天如此眷顾,能不常怀感恩之心!

我就这样白天教书,晚上继续补习,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。我所在的四川省仁寿县是个大县,人口过百万,当年应届毕业的高中生班就上百个,全县还有和我一起下乡的知青近两千人,绝大多数学历都在我之上,不少是老高中的。这样,在填报志愿时,我第一志愿填的是成都师范学校的中文高师班,即所谓中专“戴帽”的大专;第二志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;到第三志愿需要换专业,才填了四川大学历史系。考完后已近过年,大队中学放假了,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。大年三十的前一天,我正在城里一老同学家中喝茶,忽然弟弟从郊区的家里赶来,告诉我录取通知到了,我被取入川大历史系。

现在有些同学回忆,说我们那时就一心想出国,所以努力学外语。其实如我前面所说,当时“文革”的“结束”还在进行之中,在成都这样的地方,几乎无人能有出国念书一类的“高瞻远瞩”。简言之,那根本不是一般读书人“上进”的选项。历史记忆在不知不觉中常随后见之明而移易,于此可见一斑。不过,当年的形势发展确实日新月异,到毕业的时候,去外国读书,对一些人就成为实际的可能了。

人生不论苦乐,总有很多可以开悟的机会。机会来了,人多有所触动;然而若无所悟,机会也就过去了。凡事看得远一点,就少许多近忧。这一代也曾看着那些不放心又力不从心的前辈累得够呛,到自己也成了“大佬”,可别失了分寸,永不知老之将至。前人四十就已不惑,我们成熟得晚点,五十、六十总可以了吧。所谓“不惑”,大概就是知所进退,该放手时就放手——

这更多是基于我在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经验之谈,但整体言,七七级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,已为天地留此一景,却无须复制。一个人或一代人明白了自己在社会甚或历史上的位置,也就是知了天命。这一代人,其实也和历史上任何世代一样,不过守先待后而已。于斯足矣,夫复何求。

那些难以企及者,可弃若敝屣,不必总在思虑未来。真合己意者,乃幸福之所在,尤当珍惜。肉食者且不论。对读书人而言,治学本含英咀华,厚积薄发。含蓄日久,自有一股郁勃之气,沛然不可遏抑。临近退休,亦正久积洋溢之时。善养浩然之气,可补锐气之不再。充分利用这精力减退而识力增进的时间,做几件自己想做的事,写几本自己想写的书,又何乐而不为。

我会永远记得这一经办人的细心周到,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,所以很能体会这个通知的重要吧。那时“文革”尚未完全结束,“斗争哲学”之余威尚在,而川大从招生到发通知都相当有人情味,非常不容易,使人难以忘怀。

我们的学术状况,有着特定的国情。恢复高考后那几年入大学者,身当十多年的断裂,的确多些传承的责任。不过,学术乃集众之事,总有易代之时。在理工科,学术易代似乎已经完成。文科方面,这一代或可多发挥所谓“传帮带”的作用——年富力强的,固不妨“站好最后一班岗”;对大多数人而言,恐怕还要尽可能支持新人接班,甚或扶助其“领班”。最好是慈眉侧立,多些旁观,少些介入。很多事确非人人可为,年轻人却也未必就做不好。总要“相信人民”、相信后来者,不然,学术又何能前进?

填写简历时,我非常愿意接受的一个群体认同,便是“七七级”。对有些人,这或许是个可以分享“集体荣誉”的称谓。对我自己,却更多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。(然而正因“七七级”渐渐成为有“面子”的称谓了,而简历又是相对开放的,我现在反有些不敢把个人的记忆放进表格了。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曲折向前的吧。)

或因其特定的机遇,“七七级”后来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,仿佛是风云际会,天才一群群地来此相聚。然而,这些人中很多都少小失学,缺乏从小到大的系统训练;先天不足,其创获多来自阅历和悟性。在那些阅历无法代替或补充训练的领域(例如自然科学的一些学门),悟性也就难以体现其作用。即使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里,当风尚偏于追随而轻忽积累之时,“天才”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“奇才”。(把“奇”“怪”一类字冠于“才”之前,通常意味着对才气的不充分承认。)其实不论天才、奇才,多少都带些“倒放电影”的味道。那的确是个相对独特的群体,或许真是难以“复制”;但也和所有群体一样,兼具高明与平庸。

后来同年级中真有不少人到欧美读书,且所读多是名校,反倒是在外国治学最有成绩的葛小佳,念的是美国一般州立大学。我想,当年那批留学生,大概也和国内的七七级学生一样,进入什么学校,基本看机缘,但其训练未必都在课堂上获得,所以在国内国外读什么学校不特别重要,主要还是靠自身的修为。我自己是在毕业工作五年以后才负笈远游,紧赶慢赶,博士答辩时已经41岁了。

好友葛小佳1996年曾在美国《发展心理学》上发表一文,探讨禀性与教养(Nature and Nurture)之关联互动,被认为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,已成为那一领域不能不提的经典论文。我不敢讨论该文的内容,却不妨借其题目“说事”。

由于“时间短、任务重”,可算是真正的拼命。每天睡觉也分成两段,一次约睡三个钟头,其余时间基本都坐在窗边的桌前。对面楼里也有一家的小孩正做同样的事,后来其家长说,早就推测我一定考上,因他们几乎就没看见我离开过桌子,颇叹我何以能不睡觉。当然偶尔也要出门请教,记得还去成都二中学习怎样写作文,请教以前教过我二哥的费绍康老师,那真如醍醐灌顶,获益良多。考试前又回大队中学上课,自己教作文的段数也突飞猛进。恰好全公社举行统一的作文考试,我的学生还获得第一名。一个大队民办学校的学生超过镇上公办学校的学生,在当年乡下也是不小的新闻。(其实主要是那学生自己聪明,他后来一路念乐山专区的重点中学、上海交大,更到美国常春藤大学念博士,是乡村孩子中的一个异数。)另一女生也得高分,后来到县高中或师范校念书,现居西安,小孩都进清华大学了。

实际开学已进入1978年了,我在农村的好友姚仲文兄,用背篼背着我的行李,把我一直送进学校报到。在川大校园里,这一图景或也不多见,似乎象征着人生的一段结束,又一段开始。

对任何人而言,禀性都是重要的。常乃惪甚至认为,文学的“伟大与否,全视乎作者个人情感是否伟大”;史学亦然,“必有伟大的生命力者,始得为伟大之历史家”。但不论我们出身如何,教养都可以让人改变。(古之所谓教,正在于改变人。)唯改变之后,能不忘自我,也不忘教养之所从来,或可兼具本性与教养之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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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文摘自罗志田著《风雨鸡鸣:变动时代的读书人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9年11月,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。)

七七级者,禀性千差万别,更多成就于教养。其共同的特征是:学生多来自社会,阅历丰富而志趣广泛;老师也不仅为一校一专业培养人,而是以天下士的标准为时代为社会育人。与后来人比,七七级的学生多少都有些迂远而放不下身段,但眼界开放,无论治学从业,并不十分拘泥;且总是向往独立,不肯俯仰随人;又始终保留几分理想的色彩,故与日趋现实的世风稍感疏离。

七七级这一群体是多元的,工农兵商,做什么的都有。对有些阅历特别丰富的人来说,这或只是人生的一个插曲;那些年少的,不过是按部就班地上了大学。就我个人而言,却真正是人生的一大转折。

川大历史系当年的学风是重基本功,特别是语言。同学中不少人相当注重语言工具的掌握,后来考外校研究生的,不分中国史还是外国史,大多在古汉语和外语上皆得高分。我在乡下背过半部《古文辞类纂》,离桐城正宗自然还远,或可说稍得皮毛。但英语则完全是从头开始,摸底考试仅得十分,即写完字母而已。

盖若要“复制”,则包括读大学前的经历,意味着大学十多年不招生,这当然是谁都不希望重复的。七七级的学生,都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亲历者。对那一代人的多数来说,“文革”更多是一段暗淡也黯然的记忆,有点像西方的中世纪。(中世纪是因为后来的人自居“现代”又向往古代而得名,也因此被视为一段“黑暗的时代”。)不过,由于七七级在大学读书时“文革”尚在“结束”之中,这些人虽被视作“后文革”的学生,却并未出现多少对“文革”的反思(那些参与“伤痕文学”的或是例外),以至于后来一些对“文革”的“理性”认知,部分似也出于七七级人之手。

现在回头想想,当年川大历史系老师所教,未必是历史学的所谓知识,恐怕更多是学者怎样治其所学。在此基础上,我们得到的鼓励,是做什么都要做到尽可能好(按宋儒程颐的说法,不想做到最好,便是自弃)。前者大概就是所谓入门,后者或一般所谓发展。入得其门,学校之能事已毕。以后如何发展,就是学生自己的事了。

那是长期停招后的第一次,录取不太看志愿,所以我能被第三志愿的重点大学先录取。大学毕业后我才知道,取我的老师当初也担有政治风险,因我的家庭出身有些“问题”,经过争议,终以“重在表现”的理由取了我。且我本是在农村考试,通知应是寄送到乡下的。川大招生办的人竟然查到成都我家的地址,特地寄到家里,让我们能愉悦地过年。下乡已九年的我,是家中的“老大难”问题,那次过年的气氛当然好极了。

1977年是我下乡的第九年了,那一年大队中学临时请我代课。我虽号称中学毕业,实际念书不到一年,却要教初中三年级的语文和化学,实在有些误人子弟。记得是放农忙假时,我回到成都的家中,母亲既惊讶又高兴地说,这么快!上午才给你打电报,下午就回来了。原来家里得知停止多年的大学考试真要恢复了,所以要我赶紧回来准备,其实我根本没收到电报,不过是碰巧而已。于是在家集中补习了一个多月。由于上中学不到一年就进入了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那是名副其实的“补习”;与今日高考前的“复习”,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就整体言,“文革”的暗淡,或也使七七级自身多少带点“文艺复兴”的味道——因为一下子“解放”了很多老教师,包括那些经历过五四的一代,七七级人在课堂上衔接的,往往不仅是“文革”前的学术,更是直接回溯到更早。当然,这更多是一种“客观”的相似,他们中多数人并不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热爱希腊、罗马那样,对其所衔接的时代亦步亦趋;不少人毋宁像那些年两套丛书的名称所提示的,更愿意“走向未来”,也更关注“中国与世界”。

晚来的学习机会不易,那时我暑假也住在学校。记得第一个暑假就是读《资治通鉴》,而一些同学还曾组织起来共读《史记》。我自己散漫惯了,经常逃课,到学校图书馆看各种“内部书籍”。曾经有那么多年,全部公开的读物不过几十种。突然可以使用图书馆,而且可看“文革”中给老干部准备的各种翻译书籍,那种感觉,说是如饥似渴,实不过分。内部书看完了,又泛览他书。坦白说,除《通鉴》和前四史外,还真没看多少“专业书”。

不过,某次一位年轻人告诉我,在他们眼里,“50后”有着阴暗的一面,因为从提倡阶级斗争的年代过来,不免带点儿整人害人的遗风。我对此有些保留(至少我自己的同学,见面都有发自内心的亲热;步入老年,还能开稍带攻击意味的玩笑而不往心里去),但平心而论,这看法也不无所见、不乏实据。这也引起我的反思——既曾受过熏染,可能真需要随时告诫自己,不要无意中堕入旧日窠臼。

换言之,七七级的不可“复制”,包括了强弱两方面。他们中很多都曾上山下乡,接触了中国的底层,类似于上过高尔基所说的“社会大学”。这可能是其特有的强项,尽管也仅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才是明显的强项。不过,即使在适用的领域里,也还要不忘上述双重学术断层的存在。学问从来是积累的,较具建设性的态度,是温故才能知新;即使基于更坚决的“走向未来”态度,也要推陈才能出新。“故”与“陈”且不知,自然谈不上“温”与“推”,也就大大减却了创新的基础。

七七级这一代人,现在已渐入老境。他们的命途,其实不那么幸运——少小即曾饿饭,中学多未读完,稍长又颠沛流离;开始事业闯荡之时,看重的是资历;眼看渐有所成,又讲究年轻化了。但那些大都是所谓“赵孟能贵”的部分,亦浮云而已。正因比其他时代的人领受了更多生活的艰辛,就更应多识得几分人生的真谛。至少身心状态要努力保持一致,不宜身已老之将至,而心态仍然年轻,继续经历着“成长的烦恼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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